摘  要
      ■ 黄民喜，从湖南到温州务工已经有五六年时间。2006年2月，一起工伤事故之后，他走上了一条旷日持久的维权路。时过两年多，历经多道法律程序，他至今尚未获得赔偿。
      ■ 2008年4月1日，黄民喜来到市总工会职工法律维权中心，报告维权进程。在该中心去年第四季度来访登记册上，黄民喜占去了十余页，里面详细收录了他维权的进展资料。两年了，他的左手仍无法抬起，耷拉在衣袖里。
      ■ 遇到工伤事故，拖延是目前不少企业主的应对方法。温州市总工会职工法律维权中心主任谢俊解说：“工伤赔偿金额一般较高，企业主拖延时间，是为了让农民工耗尽钱和精力，主动降低赔偿金额找他们协商。”

      黄民喜，从湖南到温州务工已经有五六年时间。2006年2月，一起工伤事故之后，他走上了一条旷日持久的维权路。时过两年多，历经多道法律程序，这条维权路还没走完。因为他至今尚未获得赔偿。
两年周折维权路
      2006年1月20日，黄民喜被温州市锦丰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招用做抛光工，未签订劳动合同。进厂第3天上午9时左右，他所操纵的抛光机支撑销突然断裂，尚在运转的机器将他的左手卷了进去，从手指一直碾压至腋窝。厂方赶紧将他送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抢救，付完抢救的医药费后就没有再送钱来。同年3月28日，他被迫出院。治疗结果是：神经损伤，左手可能无法再动。之后，他自费在温州市附一医、附二医及各诊所间辗转治疗。期间，他曾向厂方要求再给钱治疗，遭拒绝。
      气愤之下，他决定讨一个公道。
      2006年12月15日，温州市瓯海区人事劳动局认定，黄民喜属因工负伤。2007年1月31日，经温州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黄民喜因工丧失劳动能力程度为四级。
　　厂方对该鉴定结论不服，提出申诉。无奈，黄民喜只身跑了3趟杭州，申请、受理、取鉴定书。2007年7月6日，浙江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做出鉴定，仍是因工丧失劳动能力程度四级。2007年8月1日，黄民喜向瓯海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经裁决，锦丰公司应支付黄民喜一次性工伤保险长期待遇等共计207913.20元。
　　2007年9月25日，黄民喜向瓯海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裁决结果。不料，2007年10月9日，他被告知，锦丰公司不服裁决结果，已向该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执行申请被驳回。之后不久，瓯海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仍判决锦丰公司支付黄民喜20余万元。
　　锦丰公司又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2008年3月21日，该案在市中院开审，这已是终审，现在他期待判决书能早点到手。
无退路只能苦苦坚持
      2008年4月1日，黄民喜来到市总工会职工法律维权中心，报告维权进程。在该中心去年第四季度来访登记册上，黄民喜占去了十余页，里面详细收录了他维权的进展资料。两年了，他的左手仍无法抬起，耷拉在衣袖里。
“手坏了，没法干活。没钱，只能借住在老乡那儿，吃老乡的。能借的人都借过了，家里两个孩子也辍学了。现在只能在街上拣些垃圾过日子。”左手丧失劳动能力，他只能指望着这笔赔偿费继续日后的生活。
　　讲起维权路上的艰辛，他哽咽了，眼眶泛红。两年是一段不短的时间，其中的委屈外人无法尽知。已无退路的黄民喜只认准一个道理：“法律规定该赔多少就得赔多少！”
　　这期间，还有一股温暖的力量支撑着他走下去。在困难时，温州市总工会给了他800元的临时救助款。温州市劳动监察支队曾对该厂进行过处罚。二审时，温州市法律援助中心为他免费找了名律师。此外，黄民喜还特别感激中院的二审法官。2008年3月21日，在温州市中院的法庭上，黄民喜激动地说：“既然他(老板)怀疑鉴定结果，那让他来捏捏我的左手？”主审法官并没有制止他，而是问了那个老板：“你要不要去捏一下？”黄民喜认为：“法官是同情我啊！”
工伤处理流程能达3年
      黄民喜并非个例，类似的投诉，温州市总工会职工法律维权中心主任谢俊解接待过不少。遇到工伤事故，拖延是目前不少企业主的应对方法。谢俊解说：“工伤赔偿金额一般较高，企业主拖延时间，是为了让农民工耗尽钱和精力，主动降低赔偿金额找他们协商。”
　　为此，谢俊解还专门计算过工伤处理流程。“治疗期后30天内可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劳动部门60天内做出决定。对认定不服，60日内提出复议申请，劳动部门60日内做出决定。对复议不服，15日内可提起行政诉讼，3个月内审结。行政诉讼实行二审终审制，不服一审可在15日内提起上诉，2个月内二审审结。然后进入劳动能力等级鉴定阶段，提出申请后60日内做出鉴定结论。对鉴定结论不服可申请复查。接着是劳动仲裁，对劳动仲裁不服可提起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也是二审终审制……”他说，“时限只是按规定和常理推算，如果有意拖延，最长的可达近3年。”
      据温州市总工会统计，“工伤、工资、工时”是目前农民工劳动纠纷的3大主要内容。2003年4月，温州市总工会共接待7279人次的投诉，其中拖欠工资和工伤分别占23%、10%，其中大部分为农民工。去年，该中心接待受理的农民工数就增加了150批次，其中来电投诉中农民工就占75%。
　　谢俊解希望，劳动和司法部门能对目前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进行改革，简化程序，降低劳动者的维权成本。

记者手记
　　这次采访并不是第一次见到黄民喜。2007年12月1日，温州市总工会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举行的《劳动合同法》宣传活动中，记者已和他碰过一次面。在那之后，黄民喜才知道，原来遇到劳动纠纷还可以找工会。为维权，他也曾找过不少媒体。但这些都没能加速他的维权进程。在采访中，黄民喜坦言，经常感到失望。失望的仅是他一人吗？在温州市总工会与温州大学法政学院组织的《温州农民工情况调查》中，有关“发生劳动争议后，有什么解决办法较好”的问题中，“离开，换个地方工作”占16%，位列“找工会”和“找劳动部门”之后。
　　时间长、成本高的维权现状，呼唤劳动纠纷处理程序尽快简化。而这组数据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思考方向。在该调查中，12.2%的人表示，曾受过一次工伤，2%的人受过两次工伤，受过两次以上工伤的也有3%。如何防患于未然，减少工伤人数？有关部门还需加大在生产环境、生产安全、就业培训等方面的监管力度。扩大开来，工资、工时、劳动合同、各项保险等亦是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