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书的近照

1986年，刘玉书（左三）陪同原地矿部副部长张宏仁(左二)在中坝石墨矿区指导工作

　　十月，秋高气更爽。金风送出丹桂香，稻菽卷起千重浪，满眼亮色，丰收在望。
　　十月，从首都北京传来喜讯：四川省地矿局106地质队原总工刘玉书被评为第十届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野外工作奖。在中国地学领域，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在四川省地矿局50多年的辉煌历程中，迄今有4位专家获此殊荣，前3位都是四川省地矿局机关总工，而刘玉书是惟一一个在野外地质勘探队工作的。
　　一向谦卑低调的刘玉书没有什么获奖感言，而对于荣誉，他是这样理解的：一个地质工作者找到了大矿、找到了富矿，那才是最高的、最实在的、最有分量的荣誉。刘玉书反复强调：由于地质工作的特殊性，任何一项成就往往是许多英雄的群体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赴后继、不懈努力、孜孜以求的结果。因此，他获得的这个李四光奖属于106队，属于四川省地矿局，属于那些长眠于青山大地的战友，属于那些驾鹤西去的前辈，属于那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后生。
家有“玉书”初长成
　  1937年6月的一个凌晨，刘玉书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的一个非常偏僻的小山村。父母甚至祖上好几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家乡那块贫瘠的土地没有出过任何达官显贵、富商鸿儒。在刘玉书出生前，父母就把“玉书”的名字选定好了，按照温柔慈祥的母亲的解释，“玉书”这个名字虽然不是十分悦耳动听，但好写、简单、随和，男的女的都行。
　　刘玉书小时候读书非常刻苦， 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到1958年高中毕业的时候，刘玉书因为表现优秀、成绩拔尖，校方准备保送他进入西南师范学院。刘玉书对师范并没有多大兴趣，而对地质情有独钟。当时家乡常常有石油地质队在开展工作，他们手里摆弄的“洋玩意”，山村的孩子们闻所未闻。在钻机隆隆的轰鸣声中，过去只会生长麦子稻谷的田地里就咕嘟咕嘟冒出了石油，或者喷出了呼啦啦一点就着的天然气来。脚下的土地原来如此神奇无比。刘玉书打心眼里对这块土地充满着向往。“自己长大了，也要像他们一样，能走南闯北，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发掘地下的宝藏。”刘玉书就是怀揣着这样朴素的理想，踌躇满志地走进了考场。在报考的9个志愿中，刘玉书有8个志愿填报的是地质院校。
　　最终，刘玉书如愿以偿。他实现了自己的第一志愿，进入了成都地质学院（今天的成都理工大学），学习区域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4年寒窗苦读后，刘玉书意气风发地踏上了报效祖国、实现梦想的漫漫征途。
找矿，“苦并快乐着”
　　从1962年9月，刘玉书被分配到106队，直到今天，从英俊小生到白发老者。45载花开花落，星移斗转。但刘玉书就是痴情不改：与地质有一生的缘，与找矿有一生的缘，与106队有一生的缘。
　　刘玉书说，这就是命。
　　刚到106队那两年，刘玉书不知疲倦地辗转在汉源、雅安、荥经、芦山、峨边的山山岭岭，从事钴锰矿、铁矿、铜矿的普查找矿工作。因为当时刘玉书主要从事测量地质填图工作，总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流动性特别大。因此，他被同事们戏称为“满天飞”。
“满天飞”的经历让刘玉书充分感受到了地质找矿工作的异常艰苦。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前行的脚步。他依旧“苦并快乐着”。
　　1964年8月的一天，正在野外普查的刘玉书突然接到通知，要求立即办好工作移交，火速赶往分队。从分队长那里得知，按照上级要求，刘玉书等4名技术员要奔赴成都，集中进行白马矿区的紧急设计。就这样， 刘玉书背着地质找矿的“三大件”从分队驻地沿着羊肠小道急行50多里，赶到峨边县城后，立即乘车到乐山，再由乐山换车北上成都。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刘玉书与攀枝花钒钛磁铁矿结缘，一结就是30多年。这30多年，是他人生的黄金时代，也是他事业的黄金时代。
　　在成都紧张工作了1个月以后，再去白马矿区，已是9月19日了。在白马矿区那段时间，是刘玉书与攀枝花钒钛磁铁矿“初恋”的开始。这一月真是行色匆匆，一直都在没日没夜地赶：赶路、赶报告。人生的节奏一下子好像快了许多许多。
　　从成都到白马，一行20多人坐着解放牌敞篷汽车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车是人货混装的：有工作需要的水泥，有手推车，还有每人的行李。水泥怕雨，又是生产物资，得像宝贝一样照顾呵护好，用帆布盖着，而人却是完全暴露在外的，风吹也罢，日晒也罢，雨淋也罢，都只能硬生生地顶着、扛着，任何怨言与牢骚都不起作用。这样风雨兼程，持续折腾了6天，才到达了目的地。当时，每个人都筋疲力尽，全身的骨头都像散了架一般。   
　　第二天，刘玉书他们来不及休整，就开始了踏勘工作。从事地质、测量、水文、探矿技术以及部分行政人员近30人，从田家村浩浩荡荡出发，途经大窝凼、麦地坡、大荒地，翻过26号勘探线到老白马乡政府下面的小河沟时，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由于只有此地有水，是惟一能解决当天饥饿的地方，于是，大家开始做饭。大家有的拣柴，有的垒灶，忙得不亦乐乎，整个队伍只带了一口锅，要煮30个人的饭，煮出来完全都是半生不熟的。想到下午还有艰巨的任务，还有更远的路要走，大家顾不了那么多，狼吞虎咽起来。结果，刘玉书等好多职工都身体不适，拉了肚子。
　　在白马矿区，夹生饭的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但住房一直是“老大难”。
　　驻地田家村虽然有104地质队以前盖的两间土墙房子，但其中一间已被田家村生产队作为仓库使用了，另一间却是四面透风，还关过牲口，屋子中间还有一个粪坑，坐了6天的长途货车，又爬了整整一天的山，吃的又是夹生饭，大家都想美美地睡上一觉。可到哪里睡觉呢？惟一的选择就是那间四面透风的、关过牲口的、有着粪坑的屋子了。大家借助煤油灯和手电筒，打开行李，铺开地铺，很快就在如雷的鼾声中进入了梦乡。刘玉书因为没能“抢占”到有利的地形，只得在紧邻粪坑的地方“安营扎寨”，睡到半夜，刘玉书发觉自己背上有什么东西在蠕动，软软的，凉凉的，慌忙爬起来，打开手电一看，发现居然是蛆爬进被窝里来了。虽然当时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又没有别的好去处，还怕搅乱了同事们的美梦，刘玉书只好蹑手蹑脚地把蛆抖回了粪坑，又继续他的“周公梦蝶”了。
　　蛆有什么可怕的？丛林的蚂蟥，刘玉书都没怕过。那家伙动不动就会钻进裤腿，直到腿被叮咬而涨得滚圆，人才有所发觉。刘玉书说，做他们那样的普查填图工作，该走的地方一定得走到，任何一个疏忽与遗漏，都可能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而他们的工作区常常无路可走，在灌木林里，在杂草丛中，踏出一条路来，而这样的地方恰恰就是蚂蟥的“据点”。只要有人经过，看似笨拙的蚂蟥好像突然长出了翅膀，神不知鬼不觉就出现。人就成了蚂蟥的“伙食团”、“加油站”。刘玉书说，对付蚂蟥，强拽无效，要么用烟头一烫，要么给一个巴掌。刘玉书不怕蚂蟥，刘玉书最怕的是蛇，但越是怕，那幽灵一般的东西出现的频率好像就越高。有一次，刘玉书正在一个陡壁上普查，突然从头顶不远处冒出一条大蛇来。不断晃动的三角型脑袋，呼哧呼哧地吐着长长的信子，凭直觉判断，这是非常典型的毒蛇。刘玉书吓出了一身冷汗。下，又下不去了；上，又有毒蛇挡道。刘玉书像被谁点了死穴一样，一动也不能动。这样的僵持持续了很长一阵，那蛇好像失去了攻击欲望，最后悻悻地离开了。刘玉书后来听人说，正是因为他的一动不动，才侥幸躲过了一劫。
　　这个时代，是缺乏故事的时代。但类似这样的故事，在刘玉书那里，一抓就是一大把。
“留步”，留住了一座宝库
　　如果说刘玉书也是在用一生的心血完成一部宏篇巨制的话，那么这本巨著的封面是钢铁，封底也是钢铁，每个标点符号都是钢铁。每篇每页都有金属的质感，每篇每页都闪耀着金属的光芒，每篇每页都铿锵有声……
　　我们不妨来一回时光倒流，来一回追忆似的“蒙太奇”。
　　1965～1966年，初出茅庐的刘玉书带组在岔河地区开展锡矿普查找矿。早先也有一些地勘单位在该地区开展过工作，均没有重大发现。
　　岔河的工作生活条件也是非常艰苦的，有时候一个20平方米的帐篷，要挤进30多个人，每人睡觉占用的宽度不足30厘米，经常发生夜间起来小解，回去就找不到位置的情况。四周都是深山老林，晚上时常有獐子的“原生态歌唱”伴地质队员入眠。
　　在岔河进行山地工程施工更为艰难。由于地势陡峭，作业时不得不带上安全绳，开挖的土石方滚落，扬起漫天的烟尘，一天工作下来，除了两颗眼珠还是黑的，整个人都成了黄黄的泥人，回到驻地却没有洗澡的地方，只得“泥人入河”。
　　1966年4月，普查三组首先对龙洞河北侧化探异常进行了检查，开展了1∶2000和1∶25000地质填图，沿着马草塘-韩家坪子一带天宝山组地层与摩挲营花岗接触带，施工探槽、浅井进行地表揭露。此间共施工探槽17条。工夫不负有心人。戏剧性的一幕就在1966年4月普查组接到上级通知撤除前发生了：在施工的最后一个探槽中发现了矿体。连续采集的13件刻槽样品化学分析结果显示，锡含量平均在3%以上。这在四川，是首次发现有工业价值的锡矿体。后经过另一普查组以及四川地质局111地质队证实，为中型富锡矿床。该矿自1972年开始由当地乡政府开采，当地百姓也因此很快脱贫致富。上世纪70年代，在许多中小城市，还很难看见从国外进口的小轿车，但在一个偏僻山区里，已经出现了日本产的丰田轿车的身影。
　　在攀枝花红格特大型铁矿，上世纪50年代，地质工作者们先后开展了两次普查工作，一直认为矿体呈脉状，估算矿石储量4000余万吨。1966年，106队再次进驻该矿区开展普查工作。刘玉书任分队技术负责人，在做了大量的实地勘查后，再结合攀枝花、白马等矿的经验进行推断。刘玉书与分队的同事们一起否定了“呈脉状”的理论，提出了“矿体呈层状、似层状产出”的成矿理论。
　　在与记者的谈话中，当说到“矿体呈层状、似层状产出”时，刘玉书有些按捺不住，甚至有点神采飞扬了。他情不自禁地亮出了手势。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与记者长达两小时的交谈中，刘玉书惟一一次使用了手势。为了让没学过地质的记者弄个清楚明白，他不断地比划。那神情就像回到了当年，就像回到了矿山，亲切而亢奋！
　　这个理论提出之前，人们普遍认为南北两个矿区是两个独立的岩盆。刘玉书的理论将其改为了单斜层状侵入控矿，认为两个岩盆是连在一起的。这个“二合一”的理论扩大了视野，打破了羁绊。依据这个新理论指导找矿，极大地扩大了矿床的规模，取得了找矿的重大突破。到1975年，整个矿区的地质情况基本查明，探明的储量达到12亿吨。从4000万吨一跃达到12亿吨，这次巨大的飞跃，引起了当时的地质部和四川省地质局的高度重视。
　　1976年，按照当时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部署，决定对红格进行“会战”勘探。
　　那年那月的红格真正是每一寸土地都在激情燃烧。数千地质大军从五湖四海汇聚于此，比武论剑。30多台钻机不舍昼夜地轰鸣，英姿飒爽的女子钻井队员也参与其中。巾帼真的不逊须眉，大家热情高涨，斗志昂扬。至1976年底结束勘探，累计完成钻探工作量15万米，1∶2000地质填图10.60平方千米，坑道1529米，物探测井416孔。矿区共探明铁矿石储量16亿吨。
　　一年大会战结束后，很多人认为这里的地质工作大功告成。全国各地来的地质队在一年的会战结束后，又像候鸟一样飞走了。106队本来也是要打道回府的，但刘玉书对当时的负责人提出建议：对南矿区路枯段北侧掩盖地带继续开展工作，可能有重大发现。刘玉书之所以提出这样的“猜想”，是因为他研究过该矿区的地质条件、物探地面磁法资料以及成矿模式。刘玉书与同事们当初提出“矿体呈层状、似层状产出”理论之时，有人曾经很不服气地，甚至恶狠狠地指着他的鼻子，说刘玉书他们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晓得天高地厚”。现在，大家都想走了，刘玉书又要提出留下来继续工作，很多人不理解，还有人说刘玉书想出风头。当时，领导要刘玉书先写好设计，如果可行，就批准继续。设计很快就写出来了，继续工作的“绿灯”也很快打开，但领导考虑刘玉书的身体不好，劝他还是到条件好一点的矿区工作。刘玉书坚决不肯。他说，只要好好研究一下相关资料，大家都明白这里有继续工作的价值。刘玉书说，他怎么能看着别人干，自己就脚底抹油溜了呢？这次工作，刘玉书一直在给自己鼓劲，一直在给自己打气：不信没有新进展，不信没有新发现。不出所料，经过进一步细致深入调查后，探明了可露采的铁矿石2.3亿吨，至1980年提交了全矿区勘探地质报告。经审查，批准铁矿石储量18.4亿吨，伴生二氧化钛1.9亿吨，五氧化二钒450万吨，是攀西地区目前探明储量最大的矿区。
　　这一次“留步”，留住了一座宝库。
　　这就是刘玉书的著述。它的高度，它的重量，它的价值，恐怕只有数学家有资格评说了。
　　从年轻到年老，攀枝花都开在了刘玉书的梦想里，也都开在了刘玉书的现实中。人生能有这样的首尾呼应，就是一种完整的人生；事业能有这样的上弦下弦，也算是圆满的事业了！
　　不可否认的是，刘玉书是一个多少有些争论性的人物。这是很正常的，不足为怪。正像一本好书，是需要争鸣的，这对于作者或者作品本身，都是一件好事。
　　刘玉书不是铁卷丹书，也不是金书银书，但是一本实实在在的书。他的丰富的人生内涵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反复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