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堂在“铀监护和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发言

提  要
      ■到2020年，中国的能源需求将翻一番，达到40亿吨标准煤，届时环境压力将会比现在大得多，因此，积极发展核电，将是我国未来一个时期的基本能源政策。
      ■到2050年，如果将我国核发电能力提高到2亿千瓦，届时每年需要放射性铀金属将达到3.5万吨，我国铀矿资源供应不足的矛盾将凸显。
      ■尽早“走出去”参与国外铀矿资源的勘探开发，建立一批国外铀矿产品生产供应基地和资源储备基地，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我国未来将建30座核电厂。”7月5日，国家环保总局核安全管理司副司长王中堂在铀监护和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上表示，“积极发展核电是我国未来一个时期的基本能源政策。”
      与此同时，获取足量的铀矿资源，保障我国核电工业的可持续发展，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王中堂表示，国家正采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策略，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获取海外铀矿资源，通过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来保障中国未来核电发展的燃料需求。
环境压力加大倒逼核电扩张
      “截止到2006年，全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有400座核电站，总装机容量为4.7亿千瓦，而中国内地总装机容量只占其中的1.6%，仅仅建设了秦山、大亚湾、深圳岭澳和连云港田湾四个核电站，11个核电组，总装机容量为900万千瓦。”在当天的会议上，中国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副秘书长翟齐说。因此，发展核电还有相当大的空间。
      国家环保总局核安全管理司副司长王中堂对记者说，我国核工业起步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主要服务于军工业，但是，随着核电对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的好处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大力发展民用核电工业，已成为一种世界性趋势。目前，核电在西方发达国家能源构成中占有相当高的比例，其中法国约占国内发电总量的76%。
      显然，中国的核电工业已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据有关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规划科技司司长杨富介绍说，从能源结构来看，我国近年来在一次性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70%左右，远远高于世界27.8%的平均水平。杨富说：“中国能源消耗以煤炭为主，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过大引起的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和低收益等突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正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目前，由于我国燃煤发电所占的比重过大，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不仅使资源大量消耗，而且由此而产生的废气和废物给环境带来的压力相当大。王中堂介绍，目前，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位，二氧化碳的总排放量仅次于美国，有40%的国土常年受到酸雨的侵蚀。
      而核燃料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具有化石能源不可比的零排放优势。中国政府向来重视核能的绿色效应，努力加大核能在能源战略中的比重，力求在节能减排上发挥其效能。王中堂说，二氧化硫可以通过实行减排措施降下来，而二氧化碳的排放目前还很难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到2020年，中国的能源需求将翻一番，达到40亿吨标准煤，届时环境压力将会比现在大得多。因此，积极发展核电，将是我国未来一个时期的基本能源政策。
      根据国家能源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到2020年，我国计划建成4000万千瓦核电机组，年发电量2600亿~2800亿度，占国内总发电量的4%~6%。
“走出去”步子加快
      很明显，确保上述目标实现，前提是要有足量的铀矿资源作支撑。按照发展规划，到2020年，我国每年将需要放射性铀金属7000吨。此后我国核电可能有更大发展，到2050年，如果将我国核发电能力提高到2亿千瓦，届时每年需要放射性铀金属将达到3.5万吨，我国铀矿资源供应不足的矛盾将凸显。
      对于此，国防科工委系统工程二司司长王毅韧表示，中国将积极推进铀资源勘查与开发“走出去”战略，鼓励国内有能力、有技术的勘查企业到境外开展铀资源勘查，或与境外相关勘查企业联合勘查，以保证铀的供应。
      显然，国家在获取海外天然铀的政策上已经放宽。王中堂介绍，中国正与澳大利亚、南非等铀矿资源较丰富的国家展开合作，以保障国内核电工业的原料供应。
      不过，王中堂同时透露，中国天然铀矿可开采率达到0.1％即为成矿，相关部门已对430万平方千米的国土面积进行了勘测，目前已探得可观的达到开采标准的铀矿，根据相关部门提供的数据，现有的储量应当可以满足2020年时4000万千瓦核电站的铀燃料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适量地获取海外铀矿资源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目前，与我国进行“铀贸易”的主要是澳大利亚，包括必和必拓、力拓矿业和皮皮尼等矿业公司都将成为中国铀资源的供应商。
      去年4月，中澳两国政府签署了《中澳和平利用核能协议》和《中澳关于在铀矿领域开展合作协议》，为铀的商业出口提供了法律框架。
      据了解，由于预测到中国是未来的潜在大买家，国际铁矿石大卖家必和必拓公司已不惜重金买下了铀储量巨大的澳大利亚“奥林匹克大坝”。该公司高层兴奋地向记者宣称，这一项目“预计可开发400年”。 
      “中澳铀贸易目前在法律方面基本已经没有问题。虽然目前铀燃料现货所剩不多，但在明年可能进行一些小批量贸易。另外，奥林匹克大坝铀矿的产能扩建工程还需要一段时间。”必和必拓中国区副总裁许峰说。
      海外获取资源当然不能捆在一棵树上。据介绍，此前中国核工业集团已经与多个海外企业签署了铀资源开发协议。
      2006年7月，中国核工业集团与尼日尔矿业能源部在该国首都尼亚美签署了Teguida和Madaouela两个铀矿区块合作协议，获得这两个北部铀矿矿区的勘探和开采权。
　　2006年底，中国核工业集团成立了中国国核海外铀资源开发公司，主要从事海外铀资源的勘探找矿和天然铀的生产经营等业务。
　　2007年3月，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又与中国中钢集团公司签订了海外铀资源投资开发战略合作协议。后者已和澳大利亚铀开采商皮皮尼矿业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收购了其附属的一家矿业公司60％的股权，这是中国企业首次直接持有澳洲铀矿股权。
      皮皮尼矿业只是澳大利亚众多中小型铀开发商中的一员，必和必拓和力拓矿业才是未来的澳方铀原料的主要供应商。
      但专家提醒，国际市场近年来有一种怪状况，中国买什么，什么商品价格就涨；在此情况下，国际铀价同样出现了恶意的商业炒作行为。目前国际现货铀价已达138美元/磅，比2000年底的7.1美元/磅涨了19倍，但基本上是有价无市，预计最终将回落到100美元/磅以下，甚至80美元/磅以下的正常水平。因此，国内企业要把准时机，因势而动。
      专家认为，尽早“走出去”参与国外铀矿资源的勘探开发，建立一批国外铀矿产品生产供应基地和资源储备基地，趁现在的和平环境多进口一些放射性铀资源，对于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降低经济发展总成本，更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和平安全利用核能
      和平利用核能，是中国政府坚持的一贯立场。
      记者了解到，2006年，全球铀原料产量较2005年有所降低，总体供应量为1亿磅左右（约4.5万吨），显然无法满足全球1.8亿磅左右的需求量。
      世界核协会基于目前核电厂计划的公开数据估计，未来20年内，全球新建的核电厂预计有50％设于亚洲。如果所有的计划都落实，亚洲核电总装机容量将从当前的8万兆瓦上升到19万兆瓦，超过世界总量的20％。在世界各国竞相开发利用核能的背景下，有关核安全问题自然就成为了世界性的热点议题。
      根据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原则，中国的任何一个核电厂，都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控之下。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国的每个核电厂都有摄像头，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特意安置的，谁在动用核原料，国际原子能机构都了如指掌。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接受着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这种监督。
      面对未来15年中国大地上即将建成的30余座核电站，国际原子能机构仍将对中国的核材料进行持续监督。中国实施核材料管制，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核扩散，严厉打击核材料的盗窃和非法转让。在成为核电大国的道路上，中国的所作所为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感到放心。
      对于国家内部的核安全，中国的核安全部门一直试图寻找健全的、可复制的安全监管体制。目前我国拥有300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设在全国6个地区的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中堂透露，虽然监管系统建设粗具规模，但针对核废物的处理依旧有待完善。
      据了解，目前我国已建好的处置场位于西北、华南，以存放低、中放射性核废物为主。对高放射性核废物，我国目前还没有地质处置库，目前采用的办法是在水中存储10到15年，并转运到核废物存储基地暂时储存。
      王中堂介绍，我国已经有一套相当成熟的核废物处置方法，目前采取的措施是，将核废物烧成玻璃体，以防止核废物向水体渗入，把核废物深埋地下，周边用水泥固化。
      应该说，在核利用安全保障方面，我国的核电安全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完善。王中堂透露，一部由国家核安全局编制的核电安全管理条例，已经初步完成了框架设置，“该法规的框架设置极为完整，目前已经获得了决策层的批准，详尽的内容编制正在制定中。”
      我国目前的核安全与辐射安全法规体系中，包括环境保护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此外国务院还颁发了三个条例：《监督管理条例》、《管制条例》以及《应急管理条例》。国家核安全局则负责发布技术文件和相关的安全规定。
      此外，对于曾经开采的、现在已经废弃的铀矿，国家已经制定了一套完善的关闭办法。根据国家环保总局提供的资料，目前已开采过的铀矿已经被封填复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