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工作宣传月活动开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披露了《检察机关立案查处事故背后渎职犯罪情况报告》。高检院渎检厅负责人就此指出，在矿难渎职犯罪中，免刑和缓刑比例高达95.6%。
　　2006年底，山西左云矿难渎职案件宣判，法院的判决结果令人大跌眼镜：12名渎职官员中9人被判处缓刑，3人被判免予刑事处罚。也就是说，这12名涉案官员全部是在监外执行，而这起事故造成了56名矿工死亡。一审宣判后，媒体反映强烈。此后，法院对部分涉案官员改判，加大了处罚力度。
　　这起矿难暴露出来的重大责任事故背后的渎职犯罪轻刑化问题也为《报告》所关注。《报告》披露：2006年，在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629名犯罪嫌疑人中，已经对370人作出了刑事处理，其中，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8人。法院已经作出刑事判决的有249人，其中判处免予刑事处罚131人，占判决总数的52.6%；宣告缓刑107人，占判决总数的43%；判无罪2人，占判决总数的0.8%；判处实刑9人，占判决总数的3.6%；还有113人已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尚未宣判。数据分析显示，在已经作出的刑事判决中，判处免予刑事处罚和宣告缓刑的比例高达95.6%。
　　对此，高检院渎检厅负责人认为，当前，社会公众特别是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对渎职侵权犯罪的严重危害性，以及惩治渎职侵权犯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知程度还不够高，相当多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被忽视、被容忍、被“谅解”。有的领导干部对发展经济、鼓励创新与惩治渎职侵权犯罪的关系认识模糊，片面强调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对办案工作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甚至法外讲情，为犯罪嫌疑人开脱责任，查办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发现难、取证难、处理难、阻力大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上述问题，致使反渎职侵权工作尚处于法律监督的薄弱环节，制约着反渎职侵权工作全面发展。”该负责人忧心不已。

附：矿难渎职犯罪具体表现形式
　　《检察机关立案查处事故背后渎职犯罪情况报告》认为，矿山事故中渎职犯罪的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七种：
　　――追求地方经济利益，无视甚至纵容非法超强度开采。政府主管领导、行业主管部门盲目追求经济指标，放弃监管职责，对矿主超设计能力、超强度组织生产、私挖滥采现象视而不见。
　　――滥用职权，降低“门槛”，为非法生产披上“合法”外衣。各级监管部门的涉案人员在日常监管工作中，超越职权，为不符合安全生产的采矿企业违规生产提供便利，甚至帮助不具有开采资格的企业取得合法开采的相关证件，致使国家关于安全生产监管的法规形同虚设。
　　――履行职责不到位，安全整改流于形式。地方政府和行业监管部门监管不严，日常检查流于形式，整改措施不落实，甚至放宽验收标准，导致不符合复产条件的矿井恢复生产、应被关闭的矿山未被关闭，有的甚至敷衍了事，默许矿主继续冒险生产。
　　――管理不严，危爆品监控缺失。我国历来对采矿企业购买、贮存、使用炸药、雷管等火工品实行严格控制，由政府行业主管、安全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相互配合对火工品的购买、贮存和使用实行全程监控。但在被查处的几起矿山事故中，却普遍存在政府行业主管、安全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对火工品监管缺位的问题。如山西朔州细水煤矿在停工整顿期间，竟能私下购买到炸药用于非法生产。
　　――监管缺位，防控事故的最后一道关口“洞开”。地方政府主要领导放弃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职责，驻矿安监人员玩忽职守，致使被停产整顿矿井的矿主能够非法私下组织生产，最终导致惨剧发生。2005年的6起事故中，有3起是在停产整顿期间发生的。
　　――监管人员贪图私利，大搞权力寻租。在6起矿难事故中被查处的46名涉案人员，相当一部分利用手中权力，在履行审查、发放安全许可证、日常监管、安全检查、复产验收、关闭非法矿井过程中，收受矿主贿金，在矿山入股或接受干股，大搞权力寻租。如广东省安监局原副局长胡建昌等人到大兴煤矿进行现场检查时，多次收取矿主曾云高所送“红包”、“下井费”。
　　――官煤勾结，充当“保护伞”。山西宁武贾家堡煤矿发生“7?２”矿山事故后，宁武原县委副书记李天恩、原副县长李德生滥用职权，与县煤炭局原局长亢存焕、原总工程师连玉明等人共同策划，瞒报事故，将死亡36人上报为19人，并转移死者尸体。大兴煤矿矿主曾云高是一名在职公安干警，他用金钱、干股铺路，大肆贿赂各级公职人员寻求保护，以至于长期从事非法经营煤矿开采。

谁在“谅解”矿难渎职犯罪？

      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近期披露了《检察机关立案查处事故背后渎职犯罪情况报告》。高检院渎检厅负责人就此指出，在矿难渎职犯罪中，免刑和缓刑比例高达95.6%。
      对于矿难渎职犯罪当事人几乎都是免刑与缓刑的判决结果，高检院渎检厅负责人认为，社会公众特别是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对渎职侵权犯罪的严重危害性，以及惩治渎职侵权犯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知程度还不够高，相当多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被忽视、被容忍、被谅解。
　　首先应该说明的是，社会公众对于造成矿难事故的责任人是深恶痛绝的，根本不会对其行为予以忽视、容忍和谅解。其次，众多的渎职犯罪当事人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头头脑脑，都在当地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出事之后，恐怕也只有那些为官者，才会官官相护，出于各种见不得人的目的对其造成的恶劣后果进行辩护与说情。三是，在某些地方官员的强力干预之下，法院的判决再度沦为官员意志的附庸，这不能不让人更为感叹。
　　矿难渎职犯罪中免刑和缓刑比例如此之高显然是不正常的，对于矿难的治理恐怕也起不到好的作用。
　　对于谁在“谅解”渎职犯罪官员这一问题，答案无疑清楚得很。对这部分官员，有关部门也应予以相应的法律惩戒，惟此，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处罚矿难渎职流于形式的问题。